2021年7月1日，北京，阴。
这片土地上，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像今年这样回荡着国际歌的歌声。以至于当这个国家的年轻一代在城门下、在广场上，在人群中高唱起国际歌时，竟会收获几分诧异的目光。
我很庆幸，在我年幼之时，国际歌的旋律就始终未曾远去。没错，我出生的家庭根正苗红，以至于我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思想时，竟然诧异于他们也可以将自己称之为“自由民主”。于是不可避免的，有那么一个阶段的我也成了西方那一套的推崇者。直到我再次拿起党史去审视我们党的道路，方才坚定了选择了向党靠拢。
一段经历
真正与党结缘还要从大学时期讲起。在新生入学教育介绍各学生组织时，我敏锐的捕捉到了一条十分感兴趣的信息。团委组织部作为距离学工部门最近的部门之一，拥有着其他部门无可比拟的一些优势。既然从初二以来都是学生干部，那优先选择组织部便是无需在考虑的事情。最终凭借着相对工整的字迹和时任部长的眼缘，我顺利的成为了院团委组织部的一名干事。
当然初入大学懵懂的我其实并不知道组织部究竟负责怎样的工作，直到成为干事后方才发现，彼时组织部工作基本可以归纳为四个字——抄材料的，这也是考核要求中字迹工整的原因所在。所负责的材料便是每年学院新发展党员的诸多党员材料，如入党志愿书评语，积极分子/发展对象考察表等。虽然工作性质简单无聊，但这无形间给了我熟悉党务特别是发展党员这一党务最初始的工作的独特优势。
大一下学期开始，随着学院领导班子的换届，新任团委书记开始全面梳理团组织的各项工作流程，其中自然也包括组织部的各项工作。这一时期，我和另一位女同学作为候任副部长，基本盘全权负责了工作梳理的各项内容。至今我都要感谢时任书记对于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正是由此开始，组织部真正摆脱了单纯抄材料的定位，真正负责起自团员推优开始的各项组织发展工作。
团员推优作为高校学生党员发展的第一道关口，长期以来在各大高校基本流于形式。基本是先确定谁是党员，材料再后补。在团委书记的支持下，我们第一次在全学院范围内开展了拟发展党员候选人的民主投票，将团员推优这一过程向全体团员公开。事实证明，这一关键性的措施在后续几年大幅度提升了党员发展的质量，让忽视学业仅靠学生会钻营之辈几乎再难有机会混入党员队伍。
大二我顺利接任组织部部长，在完成干事招新后，我们明确提出了“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工作要求，使组织部真正发挥出团员推优这一工作本职定位。我本人也在担任组织部部长期间，于2013年4月23日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
大三我继续担任分管组织工作的团委学生书记，在这一期间，组织部工作已经全面规范化，制度化。从前被人为忽略的团员推优表决，党员大会，支部大会等均成为了制度性的工作安排。在这一时期，中央组织部开始严控高校学生党员发展规模，这样的政策确实有效的提升了党员发展的质量。在此期间，一件事情令我至今记忆犹新。在2014-2015学年春学期党员发展对象中，有一位来自软件121班的男同学。在审查入党资格时，我发现其缺少近6个月的思想汇报。在私下与其沟通时，其明确表示并未写过思想汇报并拒绝补写。彼时我并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利益关系，只明确表示了如果缺少材料，那么组织发展不可能被通过。在沟通无效后，我向院党委明确反馈了这一情况，最终这位有些校领导关照的同学在大学四年内彻底失去了组织发展资格。这一事例我给我的干事们不止一次的提起过，彼时正值十八大后反腐高峰，大批触目惊心的违纪违法案例被不断爆出。有思想活跃的干事在私下和我聊起，对彼时的种种风气感到悲观失望。然而我十分坚信，具有着高度自我进化能力的党一定会及时的纠正这些不良风气，而我们自身作为党员发展的第一线，本身就肩负着为党守好门的历史重任。因此，在我负责的四届八批次党员发展对象中，每一位我们都尽最大可能保证了材料的真实性，保证将不掺杂质的材料交给组织。
这四年的工作时间短暂，在忙碌又躁动的大学生活中更是一个小小的片段。但我仍然把这段经历视作重要的财富，让我可以的在向组织自我评价时没有愧色的说出，我完成了组织交予的第一项工作。
一张纸条
时间倒退回2012年7月，彼时我已经被列为发展对象。不出意外的话，一年内我就将成为预备党员。这年我正好20岁，刚迈入大学校门不久。躁动不安是青春的主题，20岁的我也不可例外的畅想着我的各种未来。那是我生日的下午，住在爷爷奶奶家的我摆弄着电脑。从小生活在爷爷奶奶身边，一般两位老人并不会主动到我屋子里打扰孙子的生活。然而那天颇为意外的，爷爷敲开了我屋子的门，拿给了我一张折好的纸，说是当做生日礼物。摊开纸条，一段颇为漂亮的字迹引入眼帘。
在你生日廿周岁之日，爷爷奶奶共同祝生日快乐，日后天天成长进步。希望你在学习，生活，工作中处处以共产党员要求自己，事事以党的要求检点自己。不要忘记过一天，走一步，处处事事总结正确，纠正错误，用镜子照照自己，以防人生中骄傲自满之教训，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走完走好自己的一生。
爷奶心声
2012.7.15
那个下午氤氲在我胸口的种种心绪早已忘记，唯有这张纸条至今保存在我的书桌下。每当工作或生活中有所困难时，我就会翻出来读上几遍。我永远忘不了在我将要走向社会的20岁时，两位有着近60年党龄的老党员给我的忠告。在这个政治气氛退化的年代里，党性似乎早已成为了一个尘封的名词，然而我仍然固执的愿意用这样尘封的名词约束自己，甚至于在面对工作中的种种糟心之事时，也会时常以“我是以党性在做工作”而加以宽慰。时光飞逝，如今我已近而立之年，奶奶的腿脚迈的更加蹒跚，走路时背佝偻的也更为明显。而爷爷已因记不清近事而时长念叨起自己年轻的过往，甚至于时常想不起我的名字。因而我更加感念于在我没有那么成熟而长辈没有那么老去时，两位老人便将这样一份理想信念交于了我，在不可割断血缘关系上多了一份红色血脉的传承。我始终认为，这是两位老人对从小就成长在他们身边的最小晚辈的一份偏爱，一句提醒，一种期许。而我将时刻以此警醒自己并铭记终身。
一个标签
站在新的百年起点，如今我们面临的政治形式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和矛盾的缓和让传统的阶级叙事早已不再被主流所提起，在无形之间身份政治成了今日泛政治舆论的主流。因而在今天的舆论场上，鲜有无产阶级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中产”、“底层”、“男权”、“女权”、“P民”、“权贵”、“五毛”、“美分”之类的身份标签。于是各种各样的对立也便成了社交网络上永恒的话题，与之伴生的自然就是对立而带来的政治极化，每天似乎都有无穷无尽的话题可以供人去撕的你死我活。
某种程度上，身份政治的兴起一定是淡化阶级叙事的必然后果，人们不再有属于自己阶级的归属感后，便一定会寻求各种各样身份上的认同，以便于确信或者佐证自己的政治观点拥有主流大众的支持。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也很难去逃避这样的身份或者是标签认同。甚至于大多数情况下还会自己给自己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
但身份的认同更多意义上是自我倾向性而非客观现实性的要求，或者简单说便是唯心与唯物的差别。因而我们尤为需要警惕的是，标签化的定义几乎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人格的异化，进而便是对自身身份认知的偏差。举个简单例子，当农民的儿子因为高考有幸进城而被打上“城市中产”标签的一刻，他几乎不可避免的第一选择便是阻挡更多农民的儿子进城，如今谓之内卷的由来便是这一身份认同的偏差。
因此，尽管无法摆脱标签化的命运，然而当我们在如今寻求自身定位时，仍然需要跳出身份政治的视野，去寻求自己真正的人格坐标，而党员无疑是跳出身份政治的最佳身份。谓之“为人民服务”，或许无需总是在宏大叙事中，而在生活中时刻以党员二字检视自己相信前句便不仅是空谈。当每一位党员都不把党员二字视作可有可无的标签，那么身份政治的枷锁便不难被破除。然而悲剧的是，很多人在拼命追求后者的同时，却将前者忘得一干二净。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在今日我又遇到了如大学那位拒绝写思想汇报的同学一样的情形，是否还能坚定的选择同当时一样的道路？当面对的环境不是学校那样的纯粹而带了或多或少的利益纠葛时，我是否还能坚持组织原则不后退不动摇？庆幸的是，至少今日的我，选择未变。
百年前的一大代表里，一半牺牲一半或是叛变或是脱党，走到建国后仍在党的代表不过两位。时间如同筛子，总会鉴定出一个人信仰的成色。我相信每一位党员在入党宣誓时，心情总是高尚而神圣的。但信仰之所以为信仰，重要的是在漫无边际的长路中选择保持初心。我愿时刻以此自勉。因此，如果非要给我自己安一个标签的话，我仍然希望标签最开始的几个字是——共产党员。
最后，百年奋斗已是过往。前进，达瓦里氏！